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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卢曼（Niklas Luhmann）曾有过论述，在他看来，财产权的功能变迁与经济系统的功能变迁是同步的。61，S．82（102f.）． [43]Vgl. BVerfGE 15，S．256（262）。
另外，国家既可以公法人形式出现，如联邦与州作为直接从事国家行政活动的机关。[2]上述这两个案件激发了人们对物权法中国家所有权的重新反思，早在这两个案件出来之前，就已经有学者指出，物权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条款只是徒具人形的僵尸条款，[3]然而何以如此？为何物权法中的国家所有权会产生国家滥用其私法权利处分国家财产的情形？迄今为止，学者们达成的基本共识是，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并未将物权法上的国家所有权置于公法的视野或者宪法国家所有的框架之下加以理解，由此产生国家财产遁入私法的情形。从财产权的制度保障（Institutsgarantie）角度来看，财产权保障的是作为法律制度的私有财产（Privateigentum），[51]其核心在于确保私人财产这种前国家的状态不因国家兴废、政权变更而受到侵犯，其要义在于确保启蒙以来的市民社会秩序不受触动，因此财产权保障的是一种经济自由、私法上的财产制度以及针对国家的防御权，而不是要积极实现人格自由的社会一经济前提。[50]前注[4]，Papier文，注4。并且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第13条中明确提出了私有财产权，而第12条却从未出现公共财产权，从文本的变迁并结合社会整体的变迁可看出，经过四次修改之后，1982年宪法中的财产权严格限定于私有财产权，而公共财产毋宁可以视为是一种公法上的制度。
尽管财产与自由自近代以来几乎被视为同义词，但时至今日已经开始有学者对财产权的这种生存保障功能提出质疑，认为虽然不能完全抛弃财产权之于自由的意义，但将其界定为财产权唯一或者首要的功能则并不确切。就此而言，美国新政时期国家对经济和契约自由的干预以及各种反垄断措施等都是以此为前提的，国家对经济自由某种程度的干预反而有助于经济系统沟通符码的一般化。行政行为概念的源流、解释及其功能变迁比较集中地呈现了这一样貌。
[35]在后续的行政管理活动形式的分类中，以行政措施和行政法规为两部分加以阐述。章剑生：‘有错必纠的界限，《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第164～179页。[86]经过二十五年来行政诉讼的不断发展和行政立法的不断完善，行政法学界应当已经具备足够的观察坐标，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观察来做什么。就学术论文而言，第一篇主题为行政行为概论的，系胡建淼教授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2期的《试探行政违法》。
[4]1982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民事诉讼法[试行]》。[51]前注[44]，江必新、梁风云书，第125页。
有学者认为，立法中心主义为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充实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宜赋予解释论研究以应有的时代使命。以改革开放后第一本行政法学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于1983年出版为起点，行政法学的新发展也已走过三十年，其中不乏法释义学方面的研究努力与积累。[23]王名扬教授在编写行政行为这一章时，参考了过去在武大教书时的讲稿和法国的行政法学。[66]这就造成了具体行政行为成为行政法学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参见前注[43]，江必新书，第64～66页。[45]参见前注④，何海波编著书，第48～50页。[108]因此，判例研究作为法学教学模式也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72] 江必新法官认为，《若干解释》只是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来。
[34]在贺善征教授署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概论讲稿总则[1～6章]》第五章我国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的第二节行政管理活动的法的形式部分，已有抽象—具体行政行为的论述：资产阶级国家把行政命令也分抽象的行政行为和具体的行政行为。[40]参见前注[34]，刘莘主编书，第105页。
[36]当然，作为司法部主持的第一部全国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影响肯定更大，在1987年6月第5次印刷此书时，印数已经达到18.8万册[版权页所见]，这是一个即使在今天也会令人叹为观止的印数，其影响可以一斑。上述内容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即北苑小区的全部被拆迁单位和被拆迁户。
对立法的适用和解释形成判例，从而使学说落地生根。[1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指导性案例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发布，各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的案例，它是一种被确定的判例。[60]2014年12月1日最后检索。[73]罗豪才教授也指出：新的司法解释针对行政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对行政诉讼法作了更加符合立法精神和原则，更加符合行政审判实践需要、更加符合行政诉讼制度发展方向的解释。[47]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以行政行为为关键词，则有18468条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解释》及其根据《行政诉讼法》立法精神扩大受案范围的司法政策，促成了其在一系列重要判决和案例中，实质性地舍弃抽象—具体框架，从内容是否直接设定权利义务的角度论证行为的可诉性，不再讨论行为的外在形式及其归类。[46]何海波对应松年教授的访谈[尚未公开发表]显示，具体行政行为是替代行政处理决定的一个概念。
[97]赵宏副教授在一篇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同样论述了德国行政法学上对行政法律关系成为新的阿基米德支点的可能性的探索。在行例-2-59[平湖市南市白蚁防治站诉平湖市规划与建设局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案]中，原告认为，被告的一份《通知》和一个《答复》侵犯其经营自主权，在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提起上诉。
[32] 有的研究者囿于阅读范围，忽视了《行政法概要》和王名扬先生撰写的行政行为，这固然是一种遗憾。[11]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朱芒：‘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现及其范围——从个案判决与成文法规范关系角度的探讨，《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第178～190页。
②权利义务的具体化，包括对象的具体化、内容的具体化和效力的具体化，而忽略行为的作出形式。行政诉讼[篇名]5550条，行政诉讼[关键词]3167条。因此，尽管蔡小雪、甘文法官认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学理上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行政管理实践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三者之间存在差异，[50]但是解释论上服务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调控，已经成为基调。[107]前文对前两类研究已有多处述及。
[33]该研究者认为，最早提及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分类的是王清云、迟玉收所著《行政法律行为概要》[对外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该书的表述为：以行政法律行为的对象为标准，可分为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参见陈甦：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3～19页。
[17]《公报》发布的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全集[1985-1994]》，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出版说明。这样，在学理层面，采用了王名扬教授主要借鉴于法国法的行政行为概念，但又采用了德国式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行政行为的研究，除了从可诉性角度展开的研究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是类型化行政行为的研究。[39]该书认为，以行政行为的方式方法为分类标准，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这是行政行为最重要的分类之一。
学术界在界定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差别和关系时，并不十分细密，很多只有相对的意义。[41]丘建东：论我国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权，《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88年第3期，第63～64页。不过，这一研究方向，主要是何海波教授所描述和归纳的立法法学范式，在行政法释义学方面，着力不多。[10]黄卉、朱芒等编：《大陆法系判例：制度?方法——判例研读沙龙实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8] 王名扬先生对行政行为概念的界定不只是基于中国法的归纳，还有着比较法上的考量。经过这样的法治实践、理论作业和立法修订，我们应当厘清释义对象，以丰富和实质性地发展行政行为释义学，并就行政行为理论展开新的研究。
[77]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路愈发明朗。[23]关于这一时期行政行为研究的详细综述，参见应松年、杨伟东编：《中国行政法学20年研究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8]只有在成文法、判例和学说的互动中，才能真正探索和研究法律的稳定性和变化性平衡的问题。[78] 在上述关于可诉行政行为界定的判例中，法院抛弃了形式性的学说框架，直接面对法律概念进行认定标准的建构，采用的是一种实质主义的解释框架。
